它在一些场合主张注册地原则，在另一些场合，美国却按所有权或控制权标准判断企业国籍，如对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进行有关管理及进行安全审查时，美国法律是按控制权原则判断企业国籍的。

那么，CDS的存在对你的企业、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是使银行有能力降低信用风险，使银行和其它信贷机构更愿意做放贷，所要求的利率回报也更低，这些都让企业和社会受益。相比之下，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能交易信用违约衍生品，利率和外汇衍生品头寸总额一般只是贷款总额的5%或更少。

一旦禁止金融创新成为习惯性政策选择，银行就只好走揽存款——放贷款——筹资本的经营模式，银行收入结构必然单调。过去几年里，媒体和政客给人的金融衍生品的印象是，信用违约证券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06年3月，在三农学者李昌平及村委会帮助下，王垸村老年人协会，也就是后来的养老基金会成立。高利贷就是这样减少犯罪、理顺秩序，让好人即使面对生活挑战，也有机会继续做好人。据美国社会责任放贷研究中心的统计，用领薪日贷款的人平均一人一年要贷8到13次，91%的领薪日贷款是贷给一年借贷5次以上的人。

授人以渔，终生之用，短期补贴只是鱼，如果农民的金融自由能恢复，其实质是授人以渔。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也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为了从根本上评估高利贷的社会价值，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AdairMorse教授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加利福尼亚州各社区的个人借贷、收入、偷盗、抢劫、急病以及房屋贷款法院拍卖等详细数据，希望系统性地回答领薪日贷款到底对社会更有益，还是更有害。三、创业板三高超募导致股市效率缺失截至2010年8月6日，创业板上市的100家企业三高现象严重。

再联想到半年来我国股市二级市场持续低迷和今年10月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解禁股高潮即将到来等背景，创业板市场会否将从大起到骤然大落?在创业板公司身上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会否导致人们对监管体制公平的质疑?而后续上市企业和股民遭受重创是否会招致创业板寒冬?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人们无疑会对创业板未来的走向倍感忧虑。其不仅在管理体制上倒退，在管理实践中也不可能有效。百家企业招股书中预计募集资金总计230亿，平均每家2.3亿。当上市机会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资源，而一旦被核准上市就可以暴富的时候，我们对一股独大私人上市公司在享有公众投资和上市这一稀缺资源时，能否兼顾公平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果上市后二级市场股价进一步上升，那么大股东持有的股票会再次增值，并在锁定股解禁后在股市变现。如果任凭发行价格从天花板到地板，大起大落，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上市机会的一部分人利用现有发行体制创富，而二级市场的股民却得不到健康股市给予的应有回报，那么，我们还要监管这只有形之手何用呢?要正确理解我国证券市场中两只手的作用。

加上监管部门也认为股民用这么多的钱来堆积一只创业板公司上市，一定要严格把关，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产。(二)片面追求市场化和利益驱动是导致三高超募的原因现在创业板的IPO发行实行核准制。而在此情况下，由于实行发行定价市场化，结果是发行上市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上去，个股发行的市场化询价却单兵突进。这两种认识是造成今天创业板三高现象和我国股市一二级市场失衡的根源所在。

其二，市场化询价不怕价格询到天花板、早晚它会回到地板。第一步：对资本公积金的合法剥夺。(二)将发行审核权下放至交易所目前，在我国创业板发行体制中，是由证监会组织的发审委核准申请上市公司的IPO融资上市。如果再加上券商直投参与自己发行承销的创业板企业，其利益则完全和创业板IPO公司三高绑定到了一起。

目前二级市场风险大、收益低，是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瓶颈点。而相对主流的观点一致认为，单只创业板企业的融资规模很小，用5000万最多两个亿即可点燃创业的火种。

私人第一大股东持股30%1)1下的只有12家。其实质是用一个体制上的错误去纠正一个技术环节的错误。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中国股市全流通的背景下，一旦其非流通股解禁，一股独大的私人和家族股东完全可以利用其控制的董事会和现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仅要求其事后披露的漏洞，以及利用会计制度天然存在的企业损益披露的弹性时间，实现大股东通过调节内部信息进而高抛低吸式的资本运作。四、创业板体制性造富导致股市公平缺失截至2010年8月6日，百家创业板企业的IPO共造就了324个亿万富翁和39个十亿级以上的富翁家族。而实际募集资金竟高达710亿，平均每家7.1亿。然而，时至今日，创业板百家企业就募集了710亿的资金，平均每家7.1亿。更令人关注的是，与体制性创富过程相伴随的33名高管的不正常离职。而这对我国股市二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将会构成制度性的威胁。

但如果超募一个亿则可多得5%至8%，即500万到800万的超募佣金，以百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超募4.8亿计算，平均每家承销商可多得高达2400万到3600万的佣金。而就第二种观点来说，发行体制任由IPO价格从天花板到地板，大起大落。

从一定意义上说，创业板没有成为平民中学，而是成为了贵族学校。如果创业板上市公司出现问题，应该加大对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的处罚力度，同时切断其和拟上市企业在超募资金获取超额利润以及券商利益相关直投业务绑定的利益链，让市场回归三公本源。

这样做的问题：第一，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上市企业资源众多，而监管部门由于人手有限，发审委即使每天24小时加班也审不过来。这样创业板的投资人才能成熟起来，中国创业板才能健康发展。

监管者应把股市放到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考虑。该企业发行前股本总额为7500万股，以62.5倍的市盈率公开发行了2500万股，发行价每股60元，共融进资金15亿元。在不放开规模的基础上，只搞个股的市场化询价，绝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而是片面的理解市场化。通过提高供给量，扩大创业板上市企业规模来调节发行价格，让发行上市不再成为稀缺资源。

据百家创业板企业股权结构统计，第一大股东是国有性质的只有5家，另95家都是私人或私人家族(包括外资)为实际控制人，其中控股70%以上的有18家，控股50%-70%的有32家，持股30-50%的有33家。如果把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用教育体系来形容的话，深沪两个交易所的主板是大学，深交所的中小板是大专，创业板市场则是中学，即将开通的新三板市场是小学。

(三)进一步加大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责任承销商和保荐代表人应责权利一致。中国创业板到底要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是为贵族服务还是为平民服务?这是决定创业板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试举某创业板企业的IPO发行步骤，看其财富合法剥夺聚合的增值过程。而监管部门则相对超脱，腾出精力，抓大放小，主要从政策制定及监管层面进行宏观调控。

(四)创业板IPO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应降到50%以下申请到创业板公开募集并上市的公司，发行前其第一大股东及其家族关联股东的合并持股比例应控制在50%以下，其意义有二：第一，在当前的核准体制下，减少在公开募集股票中社会财富配置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又一面旗帜。这样做与我国股市要建主正确的发展观和方法论是不相符合的。可考虑每一次打包发行的企业合理规模数量区间，在10-50家之间确定，目的是将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逐步调整到30倍、超募比抑制在10%左右，通过规模和价格两个市场化最终实现创业板相对合理的估值区间。

因此，从为全国近千万家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出发，每年即使上500家，也不到1000亿资金，不及上交所几只大盘股。同时，公开发行一完成就造就了324名亿万富翁和39个十亿级富翁家族，100家企业连续创造三高的记录引发质疑。

这又直接导致了理应门槛较低的创业板比中小板的门槛还要高。发行体制片面追求市场化和券商利益驱动两大原因是助推创业板三高超募和创业板效率缺失的根本原因。

因为创业板的体制性造富是由于现有发行制度和创业板家族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所造成的，它和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大股东是国家，产权受益主体和企业经营者并不是同一主体截然不同。百家创业板公司平均每家超募4.8亿元，若这4.8亿元为规避风险，均按深交所规定存于指定账号坐收资金收益，那么按目前各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为大户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5%至8%计算，一年可创利2400万元至3840万元，以百家上市公司平均股本为9300万股计，则平均每股盈利0.26元至0.41元。